3月26日,水滴公司旗下水滴互助宣布,其互助计划将于2021年3月31日18时正式终止。对于在保障中的互助会员,水滴互助表示,平台将为用户投保一年期,最高保额50万元的健康险(水滴健康保)作为补偿,保费由平台承担。

曾经,水滴互助是水滴的三大支柱业务之一,它不仅是水滴旗下首个业务,同时也是网络互助赛道上的头一批选手,至今已累计服务8000余万会员。身负数重光环最终却落得如此下场,水滴互助的遭遇实在令人惋惜,但在感叹之余,它的没落也不禁引人思考,为何一度繁荣至极的互助业务如今纷纷关停?这条被互联网巨头们炒热的赛道,未来又将何去何从呢?

大厂纷纷入局的互助赛道,为何迎来关停潮?

曾几何时,网络互助还是一门透着“公益”味道的好生意——通过“加入完全免费”的宣传,聚集一大批用户组成互助群体,如果这个群体中有用户不幸得了大病,其他没得病的用户再一起平摊他的治疗花费。平台规模效应凸显后,每个用户需要负担的开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对于一些负担不起保险开支,或是因各种原因无法购入保险的消费者来说吸引力巨大。

除了水滴互助、轻松互助这些早期就入局的垂直型选手外,一些互联网大厂也打起了进入互助赛道的算盘。蚂蚁集团的“相互宝”是头一个吃螃蟹的选手,京东互助则紧随其后。2019年,前来分一杯羹的巨头们变得更多了——滴滴在年初推出大病互助社区“点滴相互”;当年6月,美团互助上线;紧接着,百度的“灯火互助”也在11月上线。

但不管是老玩家还是新加入的巨头们,似乎都低估了这条赛道的难度,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互助平台开始陷入用户增长无力的窘境,甚至落得关停的命运。

如今纵观整条赛道,早期成立的一批中小型互助平台如今早已不见踪影,典型的例如同心互助、未来互助、蝌蚪互助、17互助、蒲公英互助、比邻互助、八方互助等。3月24日,轻松筹旗下轻松互助也宣布关停,在关停前它还进行了最后一轮均摊。

尽管大厂旗下的互助业务有着雄厚资源支撑,但很多选手也没能逃过这一劫。2020年9月,百度灯火互助就因为用户量不足,未能达成启动条件而宣布关停——这距离灯火互助正式上线还不到一年时间。根据公告显示,灯火互助截止关停时的用户数量甚至没能突破50万人。

此外,美团互助也在今年1月31日宣布关停,其用户数量鼎盛时期曾一度达到三千余万,截至关停却仅剩不到一半会员还在“坚守本心”。

蚂蚁集团联合信美人寿打造的相互宝,是如今为数不多幸存下来的选手之一,但它的用户数量同样也大不如前。据相互宝数据显示,其平台分摊人数已经从2020年11月的1.058亿减少到了今年1月的1.01亿,截止3月第二期,这个数字进一步下降到9463.49万。

自身难保的互助模式,如何为巨头们的保险业务赋能?

对于水滴公司,以及更多的互联网巨头来说,网络互助的意义在于它能够逐步教育用户抛开对于保险的偏见,最终实现为商业保险业务引流的目的——保险业务有着成熟的盈利模式,而且本身能给这些巨头们带来丰厚的流量回报。两个典型的例子是,以互助业务发家的水滴,截至2019年7月的月签单保费已达7亿元,年保费收入预计接近100亿元;曾和平安、腾讯一同成立众安保险的蚂蚁集团,其保险业务年销售额也超过了百亿大关。

不过,互助平台的商业模式恐怕支撑不起巨头们的变现愿景。

上文中已经提到过,互助产品的目标用户大多是那些负担不起保险开支,或是因各种原因无法购入保险的人群。这些用户的抗风险能力较弱,同时对于互助产品的分摊价格较为敏感,这样的用户主体,为互助模式埋下了不小的隐患。

天风证券在分析报告中表示,互助平台已经陷入了一种“死循环”当中——用户基数增大无可避免地将导致平台出险率增加、分摊金额上升,而分摊金额上升又会导致更多对价格敏感的健康人群选择退出,用户的减少则会进一步提升各用户的分摊金额,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有业内人士也透露,如果不向保险业务引流,网络互助平台本身是更难盈利的。“正常情况下,网络互助平台为了维持平台运转,只会收取6%-8%的管理费,所以哪怕是行业头部平台也只能勉强达成盈亏平衡,更别说反哺公司整体营收了。”

另一方面,由于互助模式与保险业务的重合度相对较高,这也为它招来了监管部门的关注。此前银保监会就曾对相互宝下达了合计65万元的行政处罚,理由是相互宝通过产品参数调整的方式改变了产品费率计算方法以及基础数据,不符合《健康保险管理办法》相关规定;2020年9月,银保监会还撰文称,近年来野蛮生长的网络互助平台“具有商业保险特质,但目前却没有相应的监管政策,处于无人监管的尴尬境地”。

银保监会在文中强调称,网络互助平台会员数量庞大,而且处于非持牌经营“无证驾驶”状态,涉众风险绝不容忽视。另有部分收费模式平台还形成大量沉淀资金,存在卷款跑路的风险,如若处理不当,引发社会风险的可能性极大。

没了水滴互助的水滴,上市之路道阻且长

回到水滴这边,有业内人士认为,水滴此次关停互助业务是为了上市做准备——此前路透社旗下媒体IFR曾报道,水滴公司正计划在今年一季度赴美上市,并且会进行一轮上市前融资,融资额约为5亿美元。此外,一名自称接近水滴的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水滴的确有在筹备上市相关事宜,上市时间会定在今年上半年。

水滴筹关停互助业务以求上市,在业内人士看来与合规脱不开关系。去年10月蚂蚁集团计划在科创板上市时,也动过剥离相互宝业务的主意。“如果因为各种原因,相互宝最终无法满足合规性需求,不适合蚂蚁集团作为上市公司继续经营,则集团将剥离相互宝业务。”

但另一方面,即使没有水滴互助这个拖油瓶,水滴的上市之路依旧存在隐忧。

从商业模式的角度看,水滴一直利用不赚钱的“公益”业务引流,再利用水滴保险商城等商业板块进行变现。2015年诞生的水滴互助是引流任务的最初承担者,接下来数年里,新生的水滴筹则取代了前者的位置。

凭借CEO沈鹏口中的诸多“线下服务人员”和“筹款顾问”,水滴筹迅速打响了知名度,最终成为水滴的最大引流渠道。2019年3月,沈鹏在36氪“2019WISE”风向大会上透露,水滴线下基层工作人员已经扩大至300多个片区经理,1.6万多个志愿者,覆盖了中国400-500个城市,76%的筹款用户来自于三四五线城市,72%的捐款用户来自于三四五线城市。

但过度的地推行为总会带来乱象,由此起家的水滴筹自然也逃不过这一劫。2019年11月30日,有媒体报道水滴筹在全国超过40个城市的医院派驻地推人员,对各大医院病房进行“扫楼”,引导患者发起筹款。水滴筹随后紧急回应称,已经成立工作小组在宁波、郑州、成都等地彻查类似行为,同时线下服务团队也已全面暂停服务。

在这之前,水滴筹已经因为“诈捐门”事件被广泛诟病。2019年5月7日,德云社著名相声演员吴帅因突发脑溢血住院救治,其家人为其在水滴筹上发起了100万元的筹款——这件事本身无可厚非,但随后有网友发现,吴帅一家在北京有两套房产以及一辆车,家庭情况较好,却还是在众筹时勾选了“贫困户”标签。

这一行为引发了网友对水滴筹审核机制的质疑,而水滴筹在对外回应时表示,审核信息没有规定有车有房就一定不能发起筹款,平台也没有资格去审核发起人是否有车产以及房产——但这个解释显然打动不了舆论。有网友就直言,既然平台没资格去审核发起人的资产情况,那要如何确保用户的爱心捐款被用在了该用的地方?

实际上,关于水滴筹的捐款模式,目前国内还没有详细的法律加以规范。北京新民社会组织能力建设促进中心主任王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当下互联网捐助游离在慈善法之外,资金去向等均未受到有效监管。“无论是监督还是推广机制,都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

此前,沈鹏曾多次公开表示,想要有一天“把水滴筹做没”,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健康的时候买一份健康险,得病的时候能够获得保障。但讽刺的是,在如今水滴互助被关闭的情况下,水滴或许比以往更加需要水滴筹这一引流渠道。但同样可以想见的是,如果水滴筹不对自身的诸多漏洞加以修补,继续“在刀尖上跳舞”,水滴互助的今天恐怕就是它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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