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去年开始,阿里巴巴全平台治理假货的力度越来越大,对制假售假的商家更是采取零容忍态度。面对假货“顽疾”难治,阿里巴巴打假也再次升级。

从去年开始,阿里巴巴全平台治理假货的力度越来越大,对制假售假的商家更是采取零容忍态度。面对假货“顽疾”难治,阿里巴巴打假也再次升级。

2月27日,阿里巴巴集团举办了“2017年度打假工作交流会”,向全社会公开呼吁完善法律法规,严格执法、加重刑罚、加大打击制假售假的执法力度。“制假售假成本太低,是当下社会假货困境的最重要因素。只有让制假售假庞大链条上的每一个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刑事处罚,才是中国从世界工厂走向自主创新,引领未来发展的可行之路和必经之路。”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表示。

阿里巴巴在平台坚持治理假货的基础上,向相关部门呼吁改善立法、严格执法并加重刑罚力度,让制售假货者付出应有代价。为此,阿里巴巴这次也做好了成为“制假售假者最恨的人”的准备。

制假售假“不倒翁”,屡禁不止

作为国内第一大电商平台,阿里巴巴饱受假货侵扰,也几度因为假货问题影响了平台声誉。阿里巴巴深谙售卖假货的危害,在商家入驻条款中就明确标注了要遵守诚信经营原则。

无奈的是,由于制假售假成本低、利润高的诱惑,平台上还是有很多商家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肆意制假售假。阿里巴巴数据显示,从2016年2月至2017年2月期间,阿里巴巴通过大数据风控体系识别并清退全球购涉假卖家高达3万家。然而,制假售假的商家在全球购类目中的还只是一部分。

更何况,因为利欲熏心,还存在不少“重操旧业”的惯犯。在会上,阿里巴巴打假特战队总监叶智飞还分享了一个案例:2015年,阿里巴巴输出线索联合公安部门打掉一个制售假LV的案件,并抓捕了制假者;2016年,阿里巴巴在和公安配合打掉又一个制假窝点时发现,这次的涉案人员与之前的案子居然是同一批制假者。

然而,即使被平台查出,被公安机关抓捕,制假售假商家仍然像“不倒翁”一样,屡禁不止,无法根除。

在这种情况下,阿里巴巴不仅利用技术手段对平台商家进行识别,还选择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声誉。2017年1月9日,阿里巴巴以“违背平台不得售假约定、侵犯平台商誉”为由,将出售假冒施华洛世奇手表的商家告上法庭,这也是国内首例电商平台起诉售假商家的案件。

平台职权有限,力不从心

实际上,阿里巴巴对制假售假的关注和打击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还在不断加大力度。据了解,阿里巴巴建立了一支2000人的专业队伍,每年投入超过10亿元,利用先进的技术和数据模型对制假售假进行主动防控。

不仅如此,据某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知识产权支队一线民警透露,从2013年4月份开始,他们与阿里巴巴签订了打假合作备忘录,合作开展网上打假专项行动,包括这两年的云剑行动。

即便如此,在交流会现场郑俊芳披露的一组数据,还是引起了人们的热议:2016年全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共排查出销售额远大于起刑点(5万元)的制售假线索共计4495个。执法机关接收了1184条,公安机关能够依据现行法规进行刑事打击的只有469例。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比例不足1%。

而且,阿里巴巴从这33份制假售假案件的判决书中发现,已判决案例涉及47人,其中判缓期执行的有37人,比例高达79%。也就是说,真正因为制假售假被惩治的人寥寥无几,大多数制假售假者都逃开了应有的惩罚。

经过多次的实践教训,阿里巴巴发现,企业由于没有执法权,只能发现问题、下架商品、向执法机关报送线索,然后等待执法和司法机关处理,实在是心有余力不足。再加上现行法律规定中对制假售假的处罚依据相对模糊,相关执法机关对案件定性难、定量难,立案后进入司法程序更难,这些因素都让打击制假售假变得更加艰难。

阿里巴巴方面认为,如果刑事处罚比例不足1%的事例一再发生,从根本上治理假货也就无从谈起。

加重刑事处罚,有法可依

阿里巴巴的这种担心,也给现行的法律法规抛出了一个问题。究竟是让每一个犯罪分子无法逃避应有的刑事处罚,还是让制假售假者继续侥幸牟取暴利? 

多位法学专家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现行的相关法律规定存在过时、过宽、模糊和难以执行的缺陷,要根治制售假问题,需改善立法、严格执法并加重刑罚力度,让制售假货者付出应有代价。

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认为,应该完善现行相关法律。“目前法规从结果来定罪,造成了作茧自缚的情况,很多结果无法确认,如假货的全部销售数额、对人身的伤害。这使得很多制售假货份子成为‘不倒翁’,被及时揭露出有制售假货行为也难以受到应有的处罚。”

有法可依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做到有法必依。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教授表示:“对于假货泛滥的问题,完善法律制度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执法机构严格执法,将现有的行政和刑事处罚落实到底。”

其实,以酒驾入刑为例,酒驾者需承担严重后果,而因刑罚明确所产生的震慑作用价值则更大。同理,如果制假售假也有明确的刑事处罚,不仅可以让相关涉案人员受到应有的惩罚,还可以对制假售假产生一定的遏制作用。

如此一来,电商平台也不用只凭一己之力去对抗制假售假的行为,借助相关法律法规才能更有力地打击制假售假者。

以下是阿里巴巴集团发出的公开呼吁全文:

“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

阿里巴巴集团呼吁对制假售假者加重刑罚

阿里巴巴集团认为,制假售假成本太低,是当下社会假货困境的最重要因素。只有让制假售假庞大链条上的每一个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刑事处罚,才是中国从世界工厂走向自主创新,引领未来发展的可行之路和必经之路。

以阿里巴巴的数据为例:2016年全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门共认定和处理制假售假案件线索4495条,案值均高于目前刑法所规定的5万元起刑标准。执法机关接收线索1184条,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制假售假受到刑事处罚的比例不足1%。

4495条案件线索,通过阿里巴巴平台治理大数据模型体系主动防控、权利人举报、消费者投诉、神秘抽检等方式筛查认定。

但由于目前法律规定中对制假售假的处罚依据相对模糊,执法机关对案件定性难、定量难,立案后进入司法程序更难。1184条线索中,公安机关能够进行刑事打击的只有469个。

不足1%的刑事处罚比例,是制假售假及侵犯知识产权行为难以从根本上遏制的关键原因。现行相关法律已难以适应打击此类犯罪迅猛发展的现实需要,造成制假售假犯罪成本极低、执法成本极高、制假售假者难以受到刑事处理。其结果就是“违法犯罪的人笑死、痛恨假货的人急死、执法办案人员累死、消费者哭死”。

阿里巴巴建立了一支2000人的专业队伍、每年投入超过10亿元、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和数据模型对制假售假进行主动防控。截止2016年8月底,往前推12个月,阿里巴巴共撤下3.8亿个商品页面、关闭18万间违规店铺和675家运营机构。但企业没有执法权,我们能做的是发现问题、下架商品、向监管部门报告线索、等待执法部门依法处理。

我们可以尽力将假货隔绝在平台之外,但无法阻止制假售假行为在线下的泛滥和在平台间的流窜;我们可以识别并按照平台最严厉规则处理违规行为,却无力让每一个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刑事处罚。

制假售假对阿里巴巴的伤害有目共睹,对中国制造和中国商业环境的伤害更是致命的。制假售假损害的不仅仅是消费者和守法商家,更阻碍了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和社会经济的良性长远发展,并正在损害中国作为负责任的世界最大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形象。

因此我们呼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执法、加重刑罚、加大打击制假售假的执法力度。阿里巴巴集团不惜为此成为制假售假者最恨的人。

酒驾入刑曾向全社会清晰传达信息:酒驾者必承担严重后果。其震慑作用正是酒驾行为得到遏制的关键。我们希望全社会形成治理酒驾一样的共识和力度来治理假货。让假货在中国绝迹,必须全民喊打,人人尽责。

刑法学鼻祖贝卡利亚曾有论述:“刑罚的必定性和不可避免性,才是对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如果刑事处罚比例不足1%的事例一再发生,从根本上治理假货也就无从谈起。严格执法、加重刑罚,让每一个犯罪分子无法逃避应有的刑事处罚,让制假售假者不再心存侥幸,才是消费者权益得以维护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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